尊敬的胡可先老师、吴秀明老师、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好：

今天回到中文系课堂作一个正式的讲座，我有些诚惶诚恐，也有一种三十多年前刚刚进入大学上学时的感觉。刚刚胡老师谈到，一旦进入中文系，一生都是中文人。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些浙大中文系毕业做企业的，跟杭州其他的企业家有些不同。

今天，我的题目是“我曾经想写的五本书”。这五本书至今尚未写成，都只是梦想而已，所以大家听听笑笑，用不着太认真。我们读书的时候，是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跟今天在座诸位应有尽有的现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进入大学后学到的东西，都有一个相对匮乏到无限丰富的过程。通向世界的闸门刚刚打开，从欧美翻译的新书每天都会潮水般涌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怎么去选择。我们的思想已经太饥饿了，几乎是什么新鲜看什么，逮到什么看什么，新华书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图书馆。那时候，我们没有别的想法，社会也比较单纯，从来没想过未来还可以去做与中文没有关系的事情。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真心想做学问。老师也特别喜欢跟我们交流。大家经常到老师家里去讨论问题。我经常去两位老师家，一位是陈坚老师，一位是王林祥（王元骧）老师。吴秀明老师当时是我们班主任，住得离我们宿舍很近，我们也经常去他家。王林祥老师特别喜欢和我们争论，争论成为了一种学习方式，大家在争论过程中确实产生了很多火花。导致现在，虽然我已年过半百，想法还是特别多。

第一本书：中国新文学运动文艺思想探源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让·皮亚杰的雕像，前年我在日内瓦的大学散步时拍的。皮亚杰是一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当年他写的一本很小的小册子《发生认识论原理》，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他研究儿童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发生的，又如何固定下来成为“范式”。我们一直说学校的教育目的不在于灌输了多少知识，现在知识的获取已经非常方便，能让学生创造一种“范式”，获得处理知识的最强大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那一天黄昏走到这个雕像之前，一看是皮亚杰，突然觉得遇见了一位故人。

大学时代，还有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王林祥老师似乎对他不怎么感冒。我们进大学以前完全是一张白纸，所以看到弗洛伊德很新奇，特别喜欢。王老师是把马克思主义美学诠释得特别好的一位教授，我个人认为他是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第一人，把整个理论体系讲得非常圆满。特别是把“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讲得出神入化。但是，对于“什么是人的本质力量”，他感觉我有些怀疑。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睡懒觉的习惯，为了吃早饭上课就要迟到，不吃早饭连上三节课又饿得吃不消。王老师就经常和我们各种斗智斗勇，上课时只要我不在就点名。我上课的时候喜欢在笔记本上画小人，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也在我的笔记本上画画。我画长头发的，他就画光头，反正都是反着来，然后在画的旁边写一句：“弗洛伊德研究得怎么样？“我们就这样结成了一种非常奇妙的师生关系。有一次我们几位同学课间溜出去吃早饭，被他发现了，他说要期中考试。考什么呢？什么都不考，就是把笔记本收上来，在笔记本上打分。我们的笔记本是空白的，所以只能是零分。到了晚上，王老师来到我们寝室里。我正躺在上铺看书，王老师说，你不用下来，现在给你补考，用两个字来区分美和崇高。我答不上来，于是这次期中考试就真的成了零分。当然，这次特殊的期中考试没有记到最后的学期成绩里。那个时候的老师是非常开放的，把我们学生完全当作知心朋友一样来沟通。因为逆反心理的缘故，我看弗洛伊德的书非常得多。本科快毕业的时候，曾经想写关于弗洛伊德对当代中国文学影响的论文。那时候，确实不只我们大学生喜欢《梦的解析》，很多作家都受他的影响，写梦，写一些象征的东西。我有一次和陈坚老师讨论过这方面的话题。陈坚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而且特别善良的教授，给我们的自由度很大。他认为现代文学的课程对我来说可能太简单了，允许我不来听课。文学界一直有关于曹禺剽窃的话题，有一次我偶然接触到，专门问陈坚老师借了两本内部印刷的参考资料，因为这让我想到了皮亚杰。五四以后，第一代白话文作家奉行拿来主义，有人说是抄袭。我想到皮亚杰关于儿童期的认知的研究可能对这个题目有所帮助。当时的新文学运动，是一批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完全厌倦了传统的文学样式，对西方文学有一个生吞活剥的简单借鉴的阶段，这是一个发生认识的问题，有一个重新塑造“范式”的过程。陈老师听后鼓励我写这个。于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写了《曹禺的戏剧艺术思维》。陈坚老师把这篇文章拿给钱谷融教授看。钱教授看后说，这个方向很好，“是会引起轰动的”，应该把它写下去。陈老师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把这个课题做下去。问题是我的英语很烂，我觉得可能考不上研究生。同时，工作对我吸引力很大。但是很多年，心里还想着这本书，书名应该叫《中国新文学运动文艺思想探源》之类的，却一直没法动手了。后来，陈老师把这篇文章做了删节、修改和大量的完善补充，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

第二本书：当代艺术想干嘛？

我88年毕业，改革开放的高潮期随后到来。这个时候，社会非常活跃，尤其到90年代，商品逐步丰富起来，各种各样的机会都出现了。在茶馆和餐厅，大家都在谈论赚钱的事情。我92年停薪留职，93年正式下海，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原始积累。我参与到经济大潮里，但是总觉得还是要做点文化上的事情。这张图片是上海顶层画廊，90年代末筹备，2000年在上海先施大厦12楼开的一家画廊，当时是上海很著名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我大学期间结识的文学评论家吴亮，已经很久没有写文学评论了，他的兴趣转向了当代艺术。碰巧我也对当代艺术很关注。我们一起做了顶层画廊，后来我又办了一本《顶层》杂志。我们的顶层画廊是美领馆、英领馆的文化教育机构经常搞活动的地方。画廊的设计师是当时在同济大学读建筑博士的王澍。王澍后来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他得奖后，全国各地建筑系的学生都跑到上海去找这家画廊。但是，这家画廊已经被房东给拆掉了。房东非常后悔，因为前后就相差了几个月的时间。在与形形色色的当代艺术家接触的过程中，我有了写另外一本书的想法。想写一写，当代艺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么难看？这么让人看不懂？我发现当时中国的很多艺术批评家要么天真地想把当代艺术纳入经典美学的框架里，要么全是神神道道、语焉不详的梦呓。我觉得我身经的社会经济的巨变和艺术样式的异形发展是有内在联系的。这是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我们的中学课本里就有这幅画。这幅画虽然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但预示着一个革命时代的到来。革命和创新不仅仅是艺术的主题，也是整个世界未来几百年的主题。以前，世界500年甚至1000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这幅画诞生后，变化持续加速。现在一年的GDP，超过文艺复兴前一千多年的GDP的总和。这幅画，无论它的画法、题材以及对神圣经典的态度，都预示着时代要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德拉克洛瓦根据拜伦的长诗创作的“撒丹纳巴勒斯之死”，表现了亚叙王的最后一个暴君，在被敌人包围的时候把自己宫廷里所有的宠姬、马、仆从全部杀光，一把火烧掉，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在这里，它的表达方式，跟以前表现悲剧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变成了一次视觉的暴动，色彩的屠杀。这也预示着人类社会的组合方式、互相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包括对财富、暴力和性等等的态度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时，我就想从德拉克洛瓦开始，按照这条变革、创新的主线去探索，看能不能写一本当代艺术的书。

印象时代结束后，艺术如果不响应革命，这个画家可能就混不下去。二战以后，“创新“渐渐代替了“革命”这个主题，但事实上，当代艺术的创新比革命还革命。用极简主义艺术家代表人物唐纳德·贾德的话来说，“艺术应该抵抗一切所谓的经典。一切经典，包括将要出现的经典都要被颠覆。“现代艺术这一百多年，就是一个整体的颠覆过程。大家看德·库宁的女人画已经不像女人，只剩下纯粹的痛苦和愤怒。到今天，嘲讽一切变成了艺术的基本态度。杜尚随便捡了一个小便斗放到展览馆里面，开了肆意嘲讽的先河。今天这个时代，都是一些以创新为使命的人——包括此刻大家耳熟能详的乔布斯、马斯克——在充分展示自己，他们的手变成了“上帝之手”，使我们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如果要对各位小学弟、学妹说些什么的话，那就是要顺应创新这个历史潮流，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不要过早地形成传统的“范式”。无论你看得惯看不惯，这样一个时代的精神一定会体现在艺术领域，也会体现在各位的人生价值中。

第三本书：关于人性的小说

我们读中文系的时候，绝大数同学都有一个作家梦。我也是一样，因为有了作家梦，才报考了杭大中文系。这张PPT上的是我同年级新闻班的同学杨绍斌，从钱江晚报出来后，到我这成立了一个通策文化公司，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几本书，莫言、贾平凹、余华和苏童的散文集。我也因此，和这几位文学家熟识。曾经的作家梦再次生发，于是想着写一本小说。我从中文系毕业之后的这30年，社会的变化太大了。我构思的小说，开头是一位已经比较成功的商人，因为有关部门要调查他，跑到了香港。他的妻子、几位情人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要帮他解脱困境，一方面又面临着财产的争夺、企业的经营等多种问题。当然，三十年的创业史、社会的发展史是最重要的主线。我和几位作家朋友谈了这个构思，他们认为肯定会非常精彩，也鼓励我写出来。但事实上，我只字未动。这个故事，让我眼前出现了两条曲线。一条是三十年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变化的曲线，另一条是我们这些有人文底色的人，内心当中的一些冲动的轨迹。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抱批评的态度的。我们的文化根基里面，尤其是思想“范式”里边有大量有毒的东西。今天，中国社会尔虞我诈，与我们的文化基因脱不了干系。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人形成一种基本的文化态度，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儒是表面，给大家看的。今天很多人在台上振振有词，但是他内心想的和他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黄老哲学是成功哲学，为了成功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有人评价项羽，是个好人，毛主席就直接说他是个傻子。楚汉分界以后，项羽真的掉头就走，以为大家都谈好了。但是，刘邦背后一击，把人杰送去做了鬼雄。今天从任何一个掌握权力与资源的人身上，我们几乎都能看到“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影子。口号可以喊得很响，谋事一定在密室。我个人比较喜欢墨子的“尚贤、非攻、兼爱”，这是一种真正理想主义的道德思想。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种空想。南怀瑾先生说“儒为表，道为心，佛为骨”，“进则儒，退则道，隐则佛”，大家认为一个人真能把儒释道都统一起来吗？明明是人们在应付不同境遇时的不同工具而已。我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问本身，而是对这种文化的基因持批判的态度。对我们行为的“范式”以及做事的时候思维的“范式”，我持批判的态度或者说批判比赞同更多一些。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面已经给了表里不一，尔虞我诈，为了成功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充足的理由。

第四本书：关于佛学的书

2010年之后的三年，我大量的阅读，主要是《资治通鉴》和佛经。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但是，当你碰到困难，尤其是面对苦厄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起佛教来。我是把人类最残忍的一本书《资治通鉴》和佛学掺杂着一起来看的。当时想写一本佛教的书，探究一下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后来，我发现不能只看佛教进入中国之后的这一段，还要看之前印度教、婆罗门教的。这次我是真的动手了，做了很多的摘要，笔记做了十几万字。原始的佛教，释迦牟尼所讲的“四圣谛、三法印”，“三世因缘、六道轮回”，他的主要理论里面有一个互相矛盾的东西，也就是诸法无我的“我”和“三世因缘、六道轮回”的主体之间的矛盾。如果说没有“我”也就没有轮回的主体。如果说有“我”，那么“诸法无我”的基本理论就是错的。当他讲的时候，没有人质疑。等到他佛灭之后，大家想要把事情弄清楚，想要更多的去理解佛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就解释不清楚了。到底法我之间是什么关系，“法有我有”，“法无我有”，“法无我无”等等。我想顺着这个脉络去梳理下，每个时代不同的需求，以及产生的这么多的苦厄，如何改变了佛学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方向。另外，我也想搞清楚巫术和佛教的关系。两年前，我父亲去世让我对中国的佛教有了更深的认识，真正能抓住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内心的不是佛法，而是巫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学佛和学易都需要人生的积累、世道的拓展。等各位年岁渐长，入世渐深，变故多了，自然会明白的。

第五本书：关于管理的书

最后，我也想写一本管理的书。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可变的话，我们总是能找到理由做任何事情，说假话可以心不跳、脸不红。总是能给自己找到“正义”和“价值”。这是我们个人发展当中非常严重的问题。公司也是一样，管理的问题直面的就是人性的问题。德鲁克讲由使命和价值观开始做一家企业、管理一个组织的时候，中国人可能会发笑，这算什么呀？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讲价值观，德鲁克是小学生。但是，我们有一句谚语，叫作“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管理课题，恐怕德鲁克是无法想象的。图中这个编钟，是我和我们公司的艺术家张隆创作的。这个艺术品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展出。它是一个古老的青铜乐器，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加上可口可乐这个LOGO，大家看是不是没有什么违和感？这几乎是一种互相雕刻的状态。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体系，就是这样一种互相雕刻和塑造的状态。

人生是一条河流，我们不知道最终会走到哪里，除了死亡。确实，在杭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一路走来，在每一个岔路口，都会被迫做选择。这种选择，有我在中文系读的书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我想说，知识不重要，不就是学习嘛。人生不是学习出来的，而是选择出来的。但是大家又要尽量多地学些东西，尽量多地独立思考，同时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因为选择大不易，我想用我自己的体会，将佛家从烦恼的此岸度到觉悟的彼岸的六个方法送给大家。第一是布施，一定要认真思考，什么是你能给别人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第二是持戒，要有能力管理自己。第三是忍辱，世界不一定会很理解你，甚至有时候你自己也不是很理解自己，所以对一些不平要能够忍耐。然后是精进，任何事情不付出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然后是禅定，无论面对什么，内心一定要镇定。最后，祝大家都能达到圆融的境界。（2020年9月20日在浙江大学中文系演讲）

吕建明先生简介

通策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浙江大学校董、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

1984至1988年就读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中文系。